“邱志杰个展:庄子的镇静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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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志杰个展:庄子的镇静剂”

城市:上海·上海
地点

开始时间:2008年7月4日

结束时间:2008年8月24日

开幕时间:2008年7月4日 0时0分

赞助商

主办单位

承办

协办单位

策展人

高士明

展览详情

关于南京长江大桥自杀现象干预计划
邱志杰
 
背景: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于1968年,是第一座由新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双层双线公路、铁路两用桥,曾以“最长的公铁两用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由于是在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回之后所建,这座桥梁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骨气桥”,当它建成的时候,毛泽东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题词点明了这一象征意义。相比之下,早于南京长江大桥建成的武汉长江大桥,由于有外国专家参与,在南京大桥建成之后,受到了宣传的淡化。
也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建成,这座桥梁的建造被视为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重要范例。根据新华社南京1968年12月二十九日电讯:“在亿万军民热烈欢呼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氢弹试验的大喜日子里,从扬子江畔又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我国工人阶级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高速度、高质量地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胜利地建成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公路桥。至此,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最大的现代化桥梁——南京长江大桥,已经全面提前建成通车。……广大工人群众说,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桥史、就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史、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史。”
至今在南京长江大桥上仍留有明显的文革时代痕迹。包括南北桥头堡上的三面红旗,正桥两头的四组《人民》群雕,桥身上的毛泽东语录,大桥铸铁栏杆上反映新中国建设成就的20幅文化大革命风格的浮雕等。
南京长江大桥在很长时间内是当年的国家形象。每当有国际友人访问中国,国家领导人经常陪伴访问南京长江大桥。周恩来总理亲自要求大桥上使用的路灯必须用与天安门广场一样的玉兰花灯。在小学课本的画页上,第一页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下一页就是南京长江大桥。这些都表明了南京长江大桥当年重要的政治地位。邱志杰在少年时代作为学生所获得的奖状,通常都带有南京长江大桥的图案。今天和艺术家同龄的人大多数首先是通过小学课本获知南京长江大桥。因此,尽管今天这座大桥并不在南京市旅游路线图中,游客还是达到了每年上百万人。
当年南京长江大桥设计建造之时,人们设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桥上应该每天通车1-2万辆。但是现在每天的车流量是当年设计指标的五到六倍。这成为南京城的交通瓶颈,大桥每天严重堵车,不堪重负。同时某些专家也指出,南京长江大桥已经成为大型海轮通过长江水道抵达上游城市的瓶颈。
从1968年建成以来,官方纪录中已经有2000以上的人在南京大桥上自杀。而号称世界自杀胜地的旧金山金门大桥,从1937年建成到现在有1200人自杀。平均每年南京长江大桥有三四百起以上的轻生事件发生。同时,南京长江大桥上也出现了铁路警方派设的专职保安,以及预防和救助自杀者的民间志愿者。
当前,大家围绕长江大桥的争论话题包括了:是否炸桥以疏通长江黄金水道,是否限行车辆或改为步行桥以缓解交通,是否应该加装预防自杀的防护网;等等。
 
介入:
邱志杰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对南京长江大桥的历史、现实、特别是醒目的自杀者现象进行关注,并展开文献收集、对各类人群的问卷调查、对相关人士的深度访问。与此同时,一系列创作计划平行地展开,包括了绘画、摄影、录像、装置、行为等各种媒介。在与自杀救援者组织的接触过程中,这个庞大的计划由客观的观察、调查、分析和思考,发展为更主动的介入和干预。期间,艺术家不但多次在南京长江大桥实地调研,并直接参与自杀救助工作。
这其中,包括以艺术作品的创作和展示的方式来促成对于南京长江大桥自杀现象的思考,并引向更广泛的社会议题的讨论,以及更形而上的对于时间、记忆和命运的讨论;
也包括用上述作品在展出和销售之后的收入,实际用于帮助建立自杀者救助基金之类道德主义的行动;
更重要的是,尝试通过设计自愿者、被拯救者、自杀者的家人等人群接触艺术作品,并合作创作作品,来使艺术作品成为一种心理治疗的力量介入现实。
 
南京长江大桥这一形象的历史性的国家色彩和政治色彩,以及自杀命题的个人性和哲学性,拉开了这一计划的两个极端的意象——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充满暧昧、激情、迷信和疑团的黑暗地带。这里存在着个人对权力的敬畏和认同:它既是压迫的存在又是足以信赖的庞然大物;这里存在着对过往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的想象性重构;这里存在着价值感的赋予,浪漫主义激情的体验;当然,这里也存在着难于完美的公正和压迫、安全和健康的议题;人如何被伤害,它又如何得到依靠?更重要的是,这两个意象为我们提供了讨论人和一种时间、人和一种地点、人和一种命运的关系的有效工具。何谓成功?何谓幸福?何谓命运----何谓命中注定或者何谓死于非命,都在这样一个话题里变得具体而不安。对于艺术家来说,它还进一步拷问着:何谓艺术?
“南京长江大桥自杀现象干预计划”是作者近年来的“总体艺术”理念的一次全面展开:将文化研究作为艺术家的修身过程;在和历史、现实的互构中构成作品和作者自身;超越媒介和风格,把现场艺术的现场性扩大为历史的现场。
在这个长期计划中,艺术家如何重建与社会和现实的关系?历史和当代生活是创作的资源、营 养还是对应物?抑或是一种工作现场?更玄远或更隐秘的形而上的关怀,如何与具体的道德冲动相处?艺术家在作品中如何处置政治符号?意识形态争斗的疆域存在于符号的层面还是生活的细节?在历史的叙述中身体是如何留下它的踪迹?又或是如何地被隐去?甚至于,艺术家是谁?
在这些关系中,风格、想象、行动力、价值观不断地被回溯、被重组、被激发。这样一些问题超越了一座大桥,超越了南京或中国,而指向了全球当代艺术本来就难于规避、事实上又时常遗忘的必需的抉择。
 
结构:
整个“南京长江大桥自杀现象干预计划”由多种形态、多种媒介的作品、准作品、非作品所构成。形成方式包括了采集、创作、改编、合作等多种手段。它既是一个漫长的文化研究过程,也是一个庞大的文化生产计划。
从概念上,整个计划分为“思想库”、“档案馆”、“晶体”和“诊所”四个部分。
 
“思想库”的主要形态是绘画和笔记。这是作者进入对于南京长江大桥自杀者现象的具体调查之前就展开的。思想库中的绘画系列是整个计划的“早期造型”,也就是用一些图形来为自己铺垫一个工作的环境。既是早期想象的图像化,也是要为此后的工作勾画一张概念的地形图。同时也可以视为是一些装置的草图。这部分的工作意在保持对于具体话题的超越能力,使工作之前和之中的一次次不断的自我清理的结果。因此即使在具体的调研工作展开之时,这个思想库也是在不断丰富之中的。
“档案馆”主要包括艺术家收集的各种关于南京长江大桥的历史资料,包括音像资料、书籍、老奖状、老信封、老报纸等实物;包括在调查中现场采集的资料。也包括作者在调查过程中所产生的文献,如调查表、纪录片等。有一些档案同时也是创作性的,特别是在调查过程中使用了实验方法的时候尤其如此。有一些复数性的历史资料,也经过作者的轻微加工成为类似于“激浪派物品”的小物体艺术。如果说“思想库”是整个计划的内在的“因”,那么这个档案馆乃是整个计划的外“缘”。
“晶体”,或者叫“舍利子”----这是最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品的部分,它往往呈现为装置、雕塑或行为表演等视觉形态。由这一命名可知,这是作者在调研过程中的经验、感悟和思想的物质化,但这一物质化过程并不是对于现实的直接再现,而是把现实当作丹炉之后所炼出来的“内丹”。甚至于,这些物质是用来反作用于现实的力量。因此,有些作品可以视为是“思想库”中的构想在调研过程中得到推敲和修正的结果。而另外一些作品则在表面上看来显得和所讨论的南京长江大桥和自杀者议题似乎没有直接的关联,其内在的联系需要由体验去建立。
“诊所”则是整个计划中和现实情景关联最紧密的地方。如果说“晶体”是这个计划所炼出来的“内丹”,“诊所”则是这个计划所熔炼出来的“外丹”。这部分工作包括针对特定人群的一些具体的艺术治疗行为,特别是由艺术家设计和发起的,可参与和合作的艺术创作,也包括和自杀救援者组织合作进行的机构建设。当然,诊所的治疗对象并不只是南京长江大桥上的自杀者,或者其他地点的自杀者,甚至也不是更广义上的心理问题患者。在作者看来,治疗并不只是针对狭义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而是指向拜物的迷狂和身份的偏执,以及日益狭隘和暴烈的价值认定,这是人及其文化的转型困境。健康的概念将更紧密地和幸福、自由、平等、权力等政治词汇相结合,同时通向想象、游戏等艺术类的词汇。
 
整个“南京长江大桥自杀现象干预计划”预计将在今后数年间由多个大型个展才最终完成。整个计划中产生出来的文化产品,将按概念进行分类,统一编号,形成体系,分配进各个不同场地的展览。编号中“0”开始的是“思想库”的部分,“1”字开头的是“晶体”中的装置部分,摄影、录像等作品则是“2”字开头的。“档案馆”内的相关资料统一以3字头编号,涉及到“诊所”部分的事件和项目,则以4字头进行编号。
每次展出作为整个计划的一个“回合”。每个回合之间,编号中的作品可能发生重叠。基本上,每次展出都将包含“思想库”和“档案馆”,而“晶体”部分的大型作品则每次基本不重叠,力求每次都能实现新的大型创作。“诊所”部分则依据实施过程的现实发展而确定展示方式,毕竟它的发生场所主要并不是在展厅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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